中国物业管理公司•习总裁

2018-02-15 20:43

中共十九大这一出大戏虽然落幕,但紧张高潮的好戏其实在后头。“新时代”一词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出现了三十六次,虽非最高,却是关键,似已预告了中国未来要经历另一番大变化,那是鳯凰浴火,是日薄西山,还是盛极而衰,或者是溃而不崩,各种猜测都有,但恐怕谁也没把握。然而,从习近平过去五年的作为、十九大政治报告以及人事安排,至少可以看出习近平自己所设想的剧本。了解这个剧本,应是了解中国大陆未来的一把钥匙。 

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与人事安排,习色彩甚为明显,可以说是习思想与习意志的结合,这是在十五大江泽民与十七大胡锦涛两人身上感受不到的气势,有如“新时代”这三个字的脚注。根据香港大学中国传媒计划的量化分析,习近平十九大报告与胡锦涛十八大报告相似性高达百分之九十二,但不是大同小异,而是大同大异,因为差异的部分正透露了习近平欲“总结理论,底定模式”的企图。

总结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心中最深的忧虑应该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可能带来的和平演变,最终导致中共统治的结束。邓小平心中清楚,没有发展,中共面临的是立即的危机,而且迟早必亡;要发展就必须开放,但开放就必然有和平演变的风险。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降低,乃至于消除风险,可说是中共最艰巨的挑战。邓小平1992南巡时曾说过:“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为了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也为了合理化引进市场机制,邓小平于是在十二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 

江泽民、胡锦涛分别提出了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习近平显然不想狗尾续貂,他要总结理论,也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换言之,邓小平开其端,习近平则总其成,因此称之为思想。胡锦涛在十八大时提到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的说法,但习近平在十九大中用“新时代”取而代之,可见他不只是承先启后,而是要总结创新。“新时代”一词,说明了毛邓江胡都是旧时代,习自己则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并且要创造新时代。 

从报告的架构来看,十八大与十九大涵盖的面向相同,但用语与重点则不同。胡锦涛的第二大段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习近平将其分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谈使命、思想与方略,即反映了总结理论的企图。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一段中,习近平用十四个坚持阐述中国特色,而胡锦涛的十八大报告中只用了八个坚持。从表一可以看出,习近平在范畴、用语、以及排序上都与胡锦涛不同。在范畴上,习近平新增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岸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更为周延。在用语上,胡锦涛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被习近平拆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及“坚持人民当家做主”,主要是增加了对社会民主的新阐述。胡锦涛的“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十九大成了“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坚持共同富裕道路”在十九大并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和平发展”变成了更有企图的“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党的领导”在十九大被分成两段,亦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体现习近平强势的风格,也更直白地说明了党在中国特色中的关键角色。在次序上,习近平开头即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且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结尾,首尾贯穿,其用意不难体会。

习近平说得很大胆,很直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的逻辑也很清楚,党既然要领导一切,党就必须有廉洁自制且有能力,才能取信于社会。在这种思维下,社会控制根本就是理所当然,这句话更是说给知识分子和大商人听的,而且从过去这几年对言论的管制来证明,习近平是说到做到。 

十九大政治报告洋洋洒洒三万二千余字,虽然和以前的政治报告有不少重复,但它想展现思想性(非哲学概念的),亦即更有系统地阐述中国发展过程的使命、定位、未来的愿景、路径与治理方式。就使命言,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定位言,习近平和胡锦涛一样,认为中国大陆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仍是也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但也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习近平认为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已不是胡锦涛所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换言之,习近平定义的新时代,要解决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而不是落后的生产力;新时代三个字也说明了习近平想要推动的是一场结构性的改变。 

愿景,是中共统治正当性的重要基础之一。十八大与十九大政治报告在愿景上都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习近平特别强化“强国”的概念以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目标,就像报告中所言,要让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十八大只提“文化强国”、“人才强国”、与“海洋强国”,“强军”只出现1次,而十九大提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文化强国”、“贸易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而且“强军”一词出现了13次。除此之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现27次,中国梦13次,其意图跃然纸上。由此可知,习近平对“战略机遇期”的体会比胡锦涛更深刻,也更有企图。 

与十八大报告比较,习近平对愿景的承诺更为具体,时间也推到了本世纪中叶,例如: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在小康社会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是希望中国依照他的剧本构想演出,一直到本世纪中叶,并且以此诉诸大陆民众对中共的认同与支持。 

这些具体的承诺,是习近平不能不给的承诺,因为这是中共继续执政的理由,而中共也需要时间来证明自己有能力实现执政承诺。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深知中共面临的其实是路线之争,如果不能证明中共的路线能带领中国走向所承诺的愿景,那所面临的将是政权危机。 

底定中国模式:中国物业管理公司

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就是想向中国人以及世界证明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的价值,而且现在正是时机。就如同十九大报告中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习近平或中共来说,“伟大斗争”仍在进行,趁着当前势头,这是不能不为,也不得不为,否则终究要向西方自由主义的道路低头。 

有了愿景,接着就是路径与治理模式。西方的主流观点一向认为,中共政权如果不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将难以持续,因此各种版本的崩溃论时有所闻。然而,大陆的发展,以其规模、速度、复杂程度而言,都是人类社会首见,充满了不少矛盾或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宣称大陆的体制难以产生创新的企业,但各种数据又显示大陆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增长?为什么生活在一个外界看来是既高压又污染的社会中,人民却依然高度支持这个政权?为什么一个政权的腐化如此普遍,经济却又能高速成长?事实上,在主流观点之外,中国模式的说法越来越流行,尤其在西方民主也面临困境之时。对习近平来说,现在正是把中国模式予以理论化的时机。 

王沪宁这一次能够入常,亦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王沪宁是从事政治理论与战略的工作者,亦即对体制、生活、外交,乃至于未来,赋予意义、原则、战略与目标,这正是习近平所迫切需要者。王沪宁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就进入体制做理论工作,而且得到肯定,这一次入常,除了信任之外,显然他掌握到了习近平所需要的东西,也象征了习近平对理论化与大战略的重视。可以这么说,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习近平脑海中的伟大斗争,而王沪宁就是旗手。 

然而,何谓“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或习近平口中的“中国方案”?学者说法各有不同,例如“国家资本主义”、“共产党资本主义”、“极权主义加资本主义”或“北京共识”等等,大体上都是“威权”与“市场”的结合,但其内涵应不止于此而已。不论是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真正的核心还是在于治理,在于国家、党和社会的关系,从习近平这五年的作为以及十九大报告,即可见其端倪。

打个比喻来说,如图二所示,中国社会就像一个庞大的物业,而中国共产党就是物业管理公司,习近平则是手握最后决定权的总裁。人民既是物业所有权人,但本身也是物业一部分,换言之,中国境内的人力与自然资源都是受管理的物业。作为物业管理公司,它既提供创造以及提升物业价值的愿景与承诺,同时也提供所有权人发展的机会,除此之外,它也承诺解决物业各项的问题,或者满足所有权人的各种需求。为了确保独占性,物业管理公司也运用各种控制的手段来防止各种可能的挑战。由于是独占公司,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物业有掠夺的现象,以及种种的贪腐行为。为了加速提升物业的价值,结果也造成了物业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中国物业回馈给中国物业管理公司的,除了支持(或者说继续委托的授权)与利润(反映在税收上)外,也有日渐增长的需求以及对控制与掠夺的不满。

习近平身为管理公司总裁,他也要向员工(党员)强调,只有实现承诺,只有满足物业需求,只有让所有权人信任公司(中共),才有可能永续管理这个物业并维持独占性。他提供给员工的是方向、管理、控制以及权与利,同时也要求员工忠诚、团结,并且具有执行力,实现公司对物业的愿景承诺以及对物业的控制。 

这个“公司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向来分析。 

一、精英主义VS大众主义 

精英主义者,就是认为社会中某些人比大多数更有智慧,更有远见与洞见,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也能为国家社会谋求更大的福祉。决策的权力应该交到这些人手中。大众主义刚好相反,认为一个人再聪明,所知仍有限,也就是“一个诸葛亮,抵不过三个臭皮匠。”这两种看法的争辩,至今未歇,尤其在民主政体本身亦出现不少问题时,更让某些人对公司模式表示欣赏。即使像佛里曼(Thomas Friedman)这样的资深媒体人,都曾希望美国能做一天的中国,然后利用这一天来解决美国民主体制难以处理的问题,包括经济与环境问题等等。

几乎所有成功(获利并且能持续存在)的公司,没有一家是依循大众主义,他们都是精英主义的信奉者,有些领导人甚至被称为偏执狂,像苹果的贾伯斯(Steve Jobs)、英特尔的葛洛夫(Andy Grove)。

精英主义在逻辑上必然强调政府的功能与角色,共产体制下的计划经济,就是精英主义的思维。中共坚持一党专制,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中即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历经江、胡之后,仍有范围与深浅上的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对社会控制的松紧,与社会情势有关,六四之后较紧,到了胡锦涛时代比较松,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时有所闻。习近平显然与其前任不同,不仅更强调党的角色,也更突出领导核心的地位。 

习近平更把精英主义推到极端,有点类似柏拉图《理想国》(又译《共和国》)中的“哲君”(philosopher king),或者儒家所谓的圣王。现代也有个比喻,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如果由狮子带领一群羊,羊群也会变成狮子,如果由羊带领一群狮子,狮群也会变成羊。习近平过去几年一步步集中权力,核心一词再度出现,而且从十九大人事布局来看,政治局已是“总裁制”,其他人都只是他的部属而已。习近平这么做,除了时势的需要,也是因为看到了时势的机会。 

第一,集体领导反而造成集体贪腐,尤其是上层的贪腐更形严重。愈大的权力,腐化愈严重,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观之,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没有集中权力,很难推动上层的反腐工作。胡锦涛也喊反腐,也强调不反腐会亡党亡国,但最后沦为口号,其差别明显可见。习近平刚开始反腐之时,几乎无人预期规模会如此大,力度会如此强,时间会如此长。实际的结果显示,在强势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如此的反腐强度与长度。 

第二,集体领导反而形成了利益集团,对这一点习近平感受特别深刻,因为他自己差一点就沦为利益集团下的牺牲品。利益集团会使“掠夺”越来越难以限制,终致于危及中共的地位。掠夺难免,但必须限制,要扭转这个趋势,在中国模式下,也唯有通过集权,而非制度的制衡。 

第三,要建立新时代,要将中国推向强国,需要强势领导才能大破大立。习近平固然感受到执政的危机,但也看到了时代给他的机会,他显然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既创中国辉煌,也建个人功业。过去的集体领导,每人各据一方,对于重大改革,反而难以形成共识。习近平推动军区与军种的改革,在胡锦涛时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推动重大改革,必然撼动既得利益,增加敌人与不满,而为了对付敌人与不满,又更需要将权力集中,尤其是控制军人与公安部门的权力,才会有安全感。习近平在十九大前已实质控制了三把“刀把子”,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实际上是他个人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包括了他所谓的“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十九大中有军队代表三百名,其中90%都是第一次参加党全国代表大会,此外,第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41名军队代表中,只有6名留任,可见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握。

权力集中之后,就是权力巩固。习近平既要巩固权力,又要贯彻自己的意志,就必须建立完全对自己忠诚的核心团队,换言之,就必须在人才拔擢上下功夫,这也是胡锦涛时代所未见者。2016年1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度提出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再度强调这四个意识,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四个意识也在其中。十九大政治报告从严治党段落,也两度提及这四个意识。政治意识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大局意识是认识大局要求,核心意识是围绕核心,看齐意识是向党中央看齐。这是胡锦涛时代所没有的用语。习近平强调这四个意识,是讲给干部听的,因为这是拔擢人才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个四个标准之上才有能力高低的问题。这四个意识是确保个人权力得以巩固,全党方向得以一致的要求;孙政才双开落马,胡春华未入常,应该都与此有关。

二、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项主要差别在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倾向上。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个人优先于集体,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以及自我的实现。集体主义强调的是群体的和谐、团结、福祉与尊严,认为个人的福祉并不等于集体的福祉,为了追求集体的福祉,甚至于应该牺牲个人的福祉。 

看完十九大政治报告,感受到的是极其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例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以及各种“强国”的概念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习近平也明白表示“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而且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之下,为了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实现中国梦,牺牲某些个人的权益以及管制的加强,乃是必要之恶。集体主义就是中国模式的特色之一,因为集体主义提供了政权以集体福祉为由而牺牲个人的理由,例如对个人言论的管制、过去这一段期间北京清除低端人口的种种措施。只要中国人民依旧迷信集体主义,中共统治就有了正当性,集权就有了借口,侵犯个人权利就可以容忍,也难怪习近平要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了。 

三、绩效取向VS程序取向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绩效(Performance)即使不是唯一指标,也是最重要的指标。没有绩效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习近平的十九大政治报告其实就是习总裁在股东大会向股东提出的报告,因此,不仅要说明过去五年的绩效,更要具体提出未来要达成的目标,以及对物业各种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的承诺。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维持经济增长是中共维护其政权正当性的重要基础之一。其实,绩效面不只经济增长而已,也包括了社会、环境问题的解决、满足日渐增长的需求,还有中国人的国际自尊等。中共选择了改革开放,与人民无异建立了新契约,绩效也就取代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中国贪腐问题严重,这是制度与发展之必然现象,众所皆知;官员掠夺国家资产之事,也不是新闻。但除了贪腐,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数以亿计的民众脱贫,大量中产阶级的诞生,也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看大陆一二线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就可以感受到中共治理的绩效,也就是所管理的物业价值大幅提升了。贪腐固然要打,但让绩效远大于贪腐,或许更为重要。 

对中共来说,绩效取向也形成一种螺旋式的挑战。由于过去经济发展的绩效,使中共的统治获得部分正当性,因为绩效不错,人民(股东)的期望也水涨船高;日渐增长的需求又对中共能力的提升形成更大的压力,而且挑战会愈来愈大,因为好吃的肉都吃完了,未来可能都是硬骨头。绩效依赖本领,没有本领就没有绩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最后一段特别突出执政能力一项,“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他特别点出了七大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增强驾驭风险本领。由此可知,他深知执政能力的重要性,但绩效取向总有其极限,一旦到了门坎,无法满足需求,那就是政权危机。 

程序取向是民主思维,重视程序正当性,也是对中国物业管理公司“独占性”的威胁。在习近平看来,只有不断地强调与证明绩效取向,才有可能消解程序取向对政权正当性的威胁。不过,程序取向并非不存在,而是在绩效取向之下,这也是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的民主协商,集中统一领导是为了落实绩效,而民主协商是为了满足程序需要而已。 

四、全面控制下的全面依法 

法治不足,一直是外界对中共政权的批评之一,而且认为如果不能建立法治,大陆就会碰到发展的瓶颈。习近平上位后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在十九大更宣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可见其重视,至于未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尚待观察。但从过去五年的经验来看,习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国与西方的法治概念并不相同,它其实是一把两面刃,一面是以法来管理党和政府,另一面则是以法来控制社会。以法管理党和政府,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显然深知民众对权力腐化滥用深恶痛绝,他多次有关法治建设的讲话,几乎都围绕这个主题。但对中共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法来控制社会,例如近来对非政府组织(NGO)的管理、对网络的管制、新通过的国家情报法等等。法律在手,就是工具在手,至于何时动手,则是政治决定。 

在习近平眼中,“法”基本上是治理工具,可以说是把“权力法律化,法律工具化”。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全面控制,就是党要领导一切。当然,现在的中国大陆已很难用传统的极权主义去定义,本文所谓全面控制,并不带有全面改造社会的企图,而是基于稳定以及维护独占性的需要,对社会各层面活动的监控。就范畴来说,思想、社会、媒体、与市场是四个最可能导致不稳定的领域,也是控制的重点;就手段来说,则有软有硬。 

对于思想、媒体,习近平认为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要“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甚至于鼓励艺术领域“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这几年中共在言论上的管制,愈趋严厉,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未来只会更严而已。 

在社会领域,习近平既强调解决就业、教育、社会保障体系、脱贫、医疗的问题,但他也把国家安全放在这个领域中,强调“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在这种思维下,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力道比以往更为强大,也更为技巧。虽然民众各类抗议事件愈来愈多,但中共藉由以下控制手段,使其难以威胁中共政权。这些手段包括:一是提高抗议升级的成本,让抗议者有所顾忌;二是管制网络,使其难以结盟;三是适当容忍,有如释压阀作用一般,以免压力过度累积。 

邓小平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改变其实是把市场引进了大陆,但仍有所保留,这个保留就是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即使习近平在一直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也没有忘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市场要有效决定资源分配,所以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又不能成为经济或社会不稳的根源,所以须有控制。 

中共对市场的控制犹如一把剪刀。一边是积极地支持或扶植战略性产业,例如最近一期《时代周刊》提到,主导未来的人工智能(AI)产业竞赛上,中国胜出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中国政府有更强的决心以及更深的口袋。另一边是防止不稳定或混乱的情况发生,其中包括了金融市场以及就业市场的稳定。这些都已不待多言。 

全面控制这一点或许是中国模式中最难学习或模仿的一部分,而且最终也将成为中国模式最大的挑战。中共从建政开始,即深度渗透社会,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可以望其项背,而且中共拥有资源与科技的协助,因此其他国家会出现的颜色革命或花朵革命,在中国大陆都未曾出现。 

五、有限掠夺 

独占公司对顾客予取予求,中共在大陆也是独占企业,掠夺与贪腐也是必然现象,可以说,掠夺与贪腐就是中国特色的内在本质,问题在程度而已。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增长,掠夺与贪腐现象越来越普遍,越严重。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这些大咖的贪腐,反映中共自上至下的各级领导,已将贪腐网络化、集团化,不仅难觅清廉之人,而且想清廉都不容易。 

虽说经济增长也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中产阶级的增加,但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掠夺、贪腐的对照之下,自然民怨日增。掠夺与贪腐在经济快速增长之时,人民或可容忍,因为人民没吃到肉,至少也喝到汤,啃到骨。然而,一旦经济增长开始下滑、趋缓,人民对掠夺、贪腐的容忍度自然降低,如果不予以限制,必将危及中共统治的正当性。 

习近平强力打击贪腐,可谓一箭三鵰。一是增加个人声望,二是铲除异己,三是强化中共的正当性。然而,习近平也了解,在这样的体制下,只能以有限的掠夺与贪腐为打击目标,否则整个体系也会陷入危机。习近平虽说“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但这只是口号,因为做不到。不少在大陆的朋友都表示,贪腐的运作只是更细致而已。不过,习近平在高层领导部分,应当已起了威吓作用,由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及作为来看,他是想利用监察制度、巡视制度以及人才的甄补制度三合一来导正高层贪腐的现象,至于能否有效加固一道防贪的护城河,也是有待观察。 

难以调和的矛盾

不少人认为中国大陆越来越有自信,尤其是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也强调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说穿了就是对中国特色的自信。但十九大报告一方面强调自信,另一方面又强调管制,正说明了中国特色本身的矛盾。如何成功处理这些矛盾,将决定中共的命运。 

一、核心与制度的矛盾 

习近平在十八大上位后,一步步的肃贪与集权,至少已超越了江、胡两人,这一点从“习核心”、“习思想”以及十九大人事安排可以得到确认。前已提及,习近平看到了集体领导的弊病而改走集权于一人的路线,并且打破了现有的接班安排。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来讲,中共未来接班制度的不确定性更高,甚至没有人敢于确定习近平是否会在二十大后继续留任。然而,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有其优点,也有不少风险。 

从中国历朝历代来看,几乎都是先盛后衰,因为家天下的结果,一代不如一代,如何能够不走上衰败之途!哲君或圣王的产生有可能制度化吗?有学者以“贤能政治”(meritocracy)来描述中共人才的甄补,而从中共近几代领导精英的从政历程来看,的确都有相当的历练与能力,至少保证不会出现无能之辈。然而,过去的甄补方式无法防止贪腐的恶化与向上的蔓延,也无法防止利益集团的产生。 

个人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筛选机制,习近平显然已着手改变。习近平在十九改变了十七大以及十八大的中央领导产生方式。从十七大以及十八大官方的报导来看,采用的是新的民主推荐方式,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约400余人,每人有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上面按姓氏笔画排列近200名符合资格人的名单。十七大的创举或许是胡锦涛想要藉民主的方式来削弱江泽民的势力,但效果显然不大。等到习近平权力集中之后,他在十九大就改变了民主推荐方式为谈话调研的方式。 

根据新华社的报导,2017年4月24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根据该方案,谈话调研重在集思广益、统一认识,不限定推荐人数,人选推荐票数作为参考,不以票取人。从4月下旬至6月,习近平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中央军委委员、党内老同志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57人。其他中央相关领导同志分别听取了正省部级、军队正战区职党员主要负责同志和其他十八届中央委员共258人的意见。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分别听取了现任正战区职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战区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共32人的意见。 

在这些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人选方案,再由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提请十九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一次全会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

这种方式在人事甄补上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它其实是给了习近平更大的空间,毕竟民主推荐还是有一些难以掌握的因素存在,也给派系或利益集团操作的空间。或者说,习近平的意志通过新的方式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所掌握的信息也更多,也可以减少用人判断上的误差。其次,这种方式可以传达更清楚的信息给未来有潜力的干部,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有可能进入中央领导的位置,尤其是习近平所强调的四个意识。 

这样的方式能否成为一种制度,或者说是否符合制度的定义,不无疑问。一方面领导者集权于一身,现任或继任者都可能进行无法预测的调整;另一方面,领导者是否有任期,至今无人知晓,即使习近平只做二任,他退下来之后,由他指定的继任者能拥有像他一样的权力吗?制度本身就内涵“限制”的意义,而精英主义的极端与“限制”是互不兼容的,这种矛盾完全仰赖领导者的英明与自制,这又何其困难! 

十九大后,习近平又一改往例,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接任中央党校校长。过去几任党校校长都由政治局常委接任,包括胡锦涛与习近平在上位前都兼任党校校长。现在改由组织部长接任,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届已无储君可以接任,另一方面应该也是习近平希望组织部在人才甄补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藉以拔擢及培训他心中的干部。 

把中国推向辉煌,需要的是有庞大权力的领导者,但中国需要的是这种以领导为基础的辉煌吗?以制度为基础的辉煌,或许不如以领导为基础的辉煌来得耀眼与效率,但制度可以是长治久安的保险。现在习近平想追求辉煌,但也应思考辉煌背后的代价与风险,并以限制自己的权力与欲望来为中国建立制度。邓小平是强人,他驾着危船,且初步建立制度让船得以稳定航行;现在习近平驾着大船,如果没有制度,可能冲向何方呢? 

二、统一思想后的系统风险 

习近平比江、胡都更重视思想上的统一。的确,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与战略之后,力量才不会分散。习近平强调四个意识,并以此作为人才甄补的标准之一,而且从十九大的人事布局来看,可以说将来一切都是以习近平马首是瞻。然而,统一思想之后,系统风险就相对提高,因为不论在个人或制度的层次上,不同的声音都会被当成杂音而受压制。 

习近平十九大报告几乎集结了人类美好社会的所有用词,然而,世界上没有完美这件事,所谓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即使是民主国家,也是问题重重。任何社会都面临资源有限、轻重缓急有别的限制,任何选择也因此都有牺牲。习近平思想对这些价值两难,除了“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外,并没有任何系统性的论述,因此最终都归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又归到核心身上。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期待其他层级的领导会有主动积极的作为、发出不同的声音或者提出创新的做法,于是宁左勿右,这就是系统性风险。

在这种思维之下,中共面对任何维权的抵抗或香港对自治的要求,就自然会走向高压之路,而不会思考其他可能的选项。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测,中共维稳的经费只会愈来愈多,但能力总有个极限。我们担心的是中共把这条路走成了不归路,最终结果如何,恐怕都不是中共自己所乐见。

三、法治与党治的矛盾 

习近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一方面是想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法来更严密地控制社会。然而,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主要是靠制衡,包括独立的司法、反对党的制衡以及媒体的监督,但这些在大陆都付之阙如。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释放社会力量,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中共一党专政,扩大并深化了贪腐以及不平衡的发展。因为创造了大量财富,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但同时因为贪腐的扩大,激化了社会的矛盾。这是中共政权内在的吊诡(paradox)。这种内在的吊诡,中国模式无法提供制度的解方,除非一党体制改变。事实上,这种制度根本不会诞生,因此只有依赖像习近平这样的强势领导来调和此一内在吊诡。现在中共反腐,靠的是习近平坚决的意志,一旦意志松动,贪腐恐怕会变本加厉。这就是法治与党治的矛盾。 

在民主社会,法律既限制,同时又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且更重视人民权利的保障。在中共的思维下,法治是中国共产党藉以控制社会的工具而已。在一个没有司法独立的体系之内,谈法治其实就是谈控制而已。 

习近平想总结理论,底定中国模式,但这个模式的核心又是不确定的核心领导。除非哲君或圣王的产生得以制度化,代代都是习近平,然而,这似乎又是天方夜谭。 

不论是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或中国方案,成功与否不是看现在,而是看未来,这一切都有待实践来检验。剧本毕竟是剧本,实际上怎么演,我们也只能走着瞧。  

(本文首发于《多维CN》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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