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如何应对台湾大选

2019-06-16 02:14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中遭受重创,丢失大量原有执政县市,包括“民主圣地”宜兰、彰化以及绿营传统大本营高雄。民进党的惨败让蓝营燃起东山再起的希望。然而,无论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还是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民调支持率较高,但是能助其赢得选举的关键选民群体并不稳定,加上美国特朗普政府暗中搅局,台湾2020大选局势必然充满变数。

台湾选举生态的变化

影响选民投票行为的因素有长期与短期之分。长期因素主要指的是选民政治倾向,涉及社会经济和历史因素、价值观、宗教文化、所属社会团体等;短期因素则主要围绕候选人个人因素和特定时期的政治环境变动,涉及竞选议题、个人特质、竞选活动、舆论传播、政经形势等。在传统的选举活动中,党派关系在投票行为中起决定性作用,短期因素则对党派关系作用做出一定的调整。长期因素决定了选举的基本盘,而短期因素对中间选民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选民存在重大影响。

传统的选举前竞选工作,无论各种动员活动,还是传播安排,其目的无非有三:督促对选举漠不关心的选民去投票,强化选民对政党或候选人的认同,以及说服那些持不同政治观点的选民改变立场。然而,长期统计表明,最后一个群体的人数总是居于最少,也就是说通过竞选动员来改变选民政治立场的效果并不显著。竞选活动最大的作用仍然是鼓励那些具有相同政治倾向的选民去投票,也就是说,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选举基本盘,特别是那些接触媒体较多的群体,仍然是传统竞选活动的主要目的。

台湾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 公民个人社会化途径已经发生改变,导致其政治认同过程出现新的特征。年轻人的社会化渠道中,社交媒体扮演了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在价值观形成方面,宗教、家庭、学校、上司、同事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年轻人普遍通过虚拟世界获得情感联系和认同感。这导致年轻选民的政治选择越来越个人化,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党派或社会团体,形成对传统投票模式的背离。台湾年轻人政见差异不再主要源于阶级、民族、社区、财产、宗教、居住地区的分别,他们对政党的归属感越来越低,其投票行为越来越个人化,因此台湾政党的基本盘越来越不稳固。

年轻人更愿意与他们在虚拟社交关系中的同辈人和意见领袖来讨论政治问题并寻求建议。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对年轻人的影响比机构媒体更及时、更有冲击力,他们可以说服那些不关注机构媒体的年轻选民。随之而来的代际问题挑战了传统选举理论,也直接影响台湾各种选举的结果。

台湾老一代民众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对政治的理解比较格式化,基本以本省人、外省人,国民党、民进党人的区分来参加选举活动,而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显著,个体主义色彩强烈,更注重候选人的特质和提出的议题,对政治事务的知识更加具体和丰富。他们热衷于新媒体,更愿意表达个人的利益立场,并且更愿意诉诸投票行为来维护和争取个人利益。

由于年轻人对政治具有高度的兴趣和动机,而且其意见又没有经过机构的过滤,因此台湾社会的政治意见变得更加异质化、多元化,分歧和对抗成为常态,使政治事件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政治领域充满更多不确定性。为迎合年轻人的偏好,政党意识形态、媒体内容、候选人政纲等变得更加非理性,更注重迎合短期政治诉求,这给台海关系稳定带来巨大风险。

政治新人登上舞台

在一个社会变动较大的地区,如果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生活质量、阶级属性等发生重大变化,那么其政治认同可能随之发生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发展迟滞不前,中产阶层收入下滑成为普遍性问题。老一代人无意改变政治立场,而以年轻人为主力的中产阶层则将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归咎于执政者,失去对传统党派的兴趣。年轻选民投票行为不再听从党派的指挥,而是看重候选人的魅力、形象、能力、价值观、政策主张等因素。候选人的个人特质能超越党派区分,吸引不同党派年轻选民支持。这是柯文哲这样的政治素人登上台湾政治舞台的根本原因。

传统政党最大的问题是,政策调整比较困难,必须顺应党内益集团的要求。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催生了多元化选举市场,使得独立候选人不必依赖政党就可以筹措经费、组织竞选活动。就像市场细分给小众产品带来空间一样,选票市场的多元化给那些游离于主流政党边缘或之外的政客提供了上台机会。这些迎合小众选民的政客,为了建立自己的地位,能够灵活地根据小众的政治意见来包装自己,把自己同主流政党和政客区分开来,形成独特卖点,从而迅速聚集人气,建立基本盘。因为他们是政治素人,没有什么历史和组织包袱,不像传统政党一样受制于党内利益集团的约束,因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来倡导新的政策。

选举社会的政治素人就像市场上趋利的企业家,他们制定政策以赢得选举,而不是通过赢得选举来制定和推行政策。为了当选,他们会抛弃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选民的需求来定制政纲,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理想和原则来制定政策,并计划以此来领导选民。在这种意义上,台湾现在的政治素人与商人属性接近,总是可以推出受选举市场欢迎的政策,从而使自己有机会获得政治权力。

年轻人对传统政党的不满,集中表现在埋怨其行动力的缺乏。政党轮替以来,台湾政客流行空谈而不务实,沦为选举动物,为选举而选举,而不是为社会办实事,忽视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对全球化和大陆的快速崛起茫然不知所措,导致年轻人认为他们被时代抛弃,应该被更接地气、更具行动力的政治新人取而代之。这其实是所谓“韩流”浮上水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性选择与价值观判断的平衡

台湾年轻人投票行为模式,主要是理性选择和价值观判断。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更愿意自己做决定,而其出发点是综合分析选举的长期和短期因素,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和价值观之间找到平衡点。年轻人根据候选人的经历和政纲来计算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根据计算结果来初步决定支持对象。然而,理性的选民并非像计算机一样符合逻辑地运转,无法完全不受情绪、感情、价值或偏见的影响。而且,由于选民拥有的信息有限,他的理性局限于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来筹划如何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实际上,价值观既在年轻人理性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主动而关键的角色,也独立地以非理性判断方式左右他们的选择结果。

理性选择学派认为,政党、政客和政府的政策是可以预测和比较的,即使这种计算并不精确。对于政党和政府,预测的基础是历史事实与数据。由于过去几年来所有台湾政党的表现都令人失望,经过计算和比较后,年轻选民把希望寄托到政治新人身上,既表达了对传统政党的抗议,也表明了支持施政改革的态度。这种变迁的优点是可以引进新的想法和政策,缺点是政策容易出现巨大变动,失去政策连续性。然而,迄今为止台湾民主制度大体上稳定而成熟地运转,这里的压舱石就是台湾社会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一致认同。

台湾选举中的突发事件

近年来,台湾蓝绿阵营有几乎相同的支持度,在统独议题上,双方都难以得到另外一半选民的支持。这种情况下,台湾选举生态的变化,不成比例地放大了以年轻人为主的中间选民对台湾选举结果的决定权,导致台湾选举极其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由于统独议题在台湾选举中最具争议性,如果民进党在执政能力、经济政策和人物形象方面失分严重,往往祭出两岸关系的大旗,制造突发事件,诉诸身份认同和安全问题来操控中间选民的投票行为,造成选情在投票前夕翻盘。

在2000年台湾大选中,国民党由连战出马,宋楚瑜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宋楚瑜民调一直领先,但是李登辉操作兴票案,加上李远哲临门一脚选择陈水扁,结果宋楚瑜仅以30万票之差输给陈水扁,民进党获得首次选举胜利,台湾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连战率领国民党出战,陈水扁寻求连任。连战民调一直领先,然而就在投票前的3月19日下午,在台南进行最后竞选活动的陈水扁遭到枪击,民进党赢得大量同情票,次日陈水扁以不到3万票的优势获胜当选。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国民党的朱立伦和民进党蔡英文参加角逐,就在选举投票前,艺人周子瑜因在电视镜头前手摇中华民国国旗,被人检举支持台独,在大陆民众巨大压力下,周被迫公开道歉,台湾选民群起声援,蓝营选民特别是浅蓝中间选民选择放弃投票权,导致大选投票率创历史新低,仅为66.27%, 最后蔡英文顺利当选。

大陆的应对

目前蓝营特别是韩国瑜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根据TVBS于4月底进行的支持度调查,如果国民党是由韩国瑜代表参选,与蔡英文、柯文哲对决时,韩国瑜支持度为41%,蔡英文为19%,柯文哲为29%,韩国瑜支持度明显领先蔡英文。如果柯文哲不参选,中间选民的选择将决定大选结果。如果最后的对垒双方是柯文哲和国民党人,民进党支持者既可以采取战略性投票,票投柯文哲,也可以放弃投票。因此,此次台湾大选过程可能非常富于戏剧性。

大陆不要介入台湾选举,少发声,多关注,以静制动。民进党的确借民主之名,行分裂之实,但它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台独”主张越来越成为民进党人的饭碗。即使民进党上台,他们也不敢贸然宣布台湾独立,更多的是加快推行去中国化进程。因此,大陆对台政策需要更多弹性,更加务实,冷静对待台湾选举的结果,没有必要搞文攻武吓。传统上的“一批、二看、三准备”的对策需要被矫正,选举期间不要发动舆论战来批台,也不要大张旗鼓地准备惩罚当选的民进党人,倒是要安静观察,制定选后的各种预案。

台湾大选前夕大陆应避免激化统独议题,不要给民进党助选。民进党习惯于在选战中蓄意破坏两岸关系,争取中间选民,以此捞取选举利益,而大陆不能上了民进党的圈套,被动地为民进党拉票。由于两岸经济文化的深入交流,无论如何,大陆的一举一动对台湾选举都存在一定的影响。在竞选期间,民进党无疑会打大陆牌,关键在于选民是否认账。制造蓝营候选人亲大陆卖台湾的印象,一直是民进党的选战策略,大陆不能奢望民进党放弃这种操作,所能做的是不去接招,至少在选战中没有必要。

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涉及台湾的政策,淡化军事牌。美国国会下月通过《台湾保证法》是大概率事件,美国鼓励对台军售常态化会成为舆论焦点。由于该文件属于非约束性决议,执行与否取决于特朗普政府,这无疑给特朗普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增加了筹码。特朗普自上任以来,一直玩弄台湾牌,希望以此换取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大幅度让步,因此虽然美国一直反对台湾正式的法理性独立,反对刺激大陆动用武力改变现状,特朗普政府在选战中无疑会支持那些维护台湾实质性独立的候选人。理解了美国的动机,大陆就没有必要在台湾竞选期间因为美国政府的动作而在台海展示武力。如果美国制造两岸关系紧张事件,只要大陆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公开提高对台军事威慑程度,台湾的选民就会把同情票投给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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